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
进山中学南门。袁剑锋(jiànfēng) 摄 抗日战争时期，太原(tàiyuán)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，更是一座由(yóu)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，进山(jìnshān)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，师生们以(yǐ)笔为剑、以身为盾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太原学生(xuéshēng)的抗日热情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(guómíndǎng)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压制学生运动，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(xuéxiào)师生的强烈反抗。 1932年9月，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成立抗日反帝同盟会，在中山公园（今文(jīnwén)瀛公园）集会(jíhuì)演讲，呼吁“收复东三省(dōngsānshěng)，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，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(zhāngtiē)抗日标语。 1933年1月，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，15名学生被(bèi)捕，百余人被通缉(tōngjī)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(guānyā)在警备司令部(sīlìngbù)拘留所，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：“宁为抗日死，不作亡国奴！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，却让更多(duō)学生意识到：唯有团结斗争，方能救国图存。 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(jìnrù)相持阶段，太原沦陷区教育(jiàoyù)几近(jǐjìn)瘫痪。为挽救失学青年、延续抗日火种，赵宗复（进山中学复校校长）在晋西(jìnxī)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(lǚliángshān)腹地的学校，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，表面教授三民主义(sānmínzhǔyì)，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，组织学生成立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，编写抗日刊物，激发青年觉醒。 在隰县的(de)山沟里，学生们白天读书，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(shǒuchāoběn)，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(dàilǐng)同学研制土炸药，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(yángshèngqīn)创作话剧《太行烽火》，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声泪俱下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(hòu)，进山中学迁回太原，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，师生们以校园为战场，继续开展(kāizhǎn)地下斗争。 1946年，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立“青年读书会”，秘密收听延安广播，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(chuándān)，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图，通过地下党员(dìxiàdǎngyuán)王天庥送至解放军指挥部，为解放太原提供(tígōng)关键(guānjiàn)情报。 然而，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，国民党特务(tèwù)突袭校园，8名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，受尽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，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(kèxià)绝笔：“我以我血荐轩辕，死后红旗覆我身！”史称(chēng)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，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(bēizhuàng)的注脚。 今天的进山中学，仍矗立(chùlì)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，以及“八君子(jūnzi)”的遗书复制品。每逢清明，学子(xuézǐ)们在此诵读赵宗复创作(chuàngzuò)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：“敢看惨淡的人生，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！” 歌声穿越时空，与历史的回响共鸣(gòngmíng)。 校史馆内(nèi)，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：“赵校长教会我们，课堂可以是战场，钢笔(gāngbǐ)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继承传统，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，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(fùxiào)旧址(jiùzhǐ)，让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 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，到晋西(jìnxī)深山中的琅琅书声，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(tàiyuán)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仅为铭记牺牲，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，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：“教室(jiàoshì)里的每一课，都是民族(mínzú)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